郭沫若的左联往事（上）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父亲郭沫若是左联49位发起人之一。他当时由于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而流亡日本，到1936年左联解散，一直没有回国的可能，所以他和左联的关系，和许多左联盟员有所不同。
一、左联成立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版税
父亲向来不主动对子女讲述往事，我偶然遇到一次例外，是在“四人帮”被粉碎，科学文艺界开始回暖的时候。这天晚上，我在他的房间里翻看报纸，沙发前的长条茶几上摆放着成摞的书报杂志。他看过一份关于左翼文学活动的大事记一类的材料后，顺口说：“左联成立的时候，我捐过《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版税，现在没有人提了。”
为左联成立捐款的事，在《跨着东海》这篇写于1947年的自传中被提及，文中写道：“我当时曾经把《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捐献给联盟，把那书的版税作为联盟的基金。凡是参加过那初期活动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小小的往事，应该还有人能够记忆吧。”
当年了解这件事的人会有谁呢？郭沫若是在左联成立两年以前流亡日本的。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由他的一位入党介绍人、在上海从事党的保卫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李一氓和他保持单线联系（他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李一氓早年就读成都石室中学，和郭沫若是先后期的校友，1925年在广州加入创造社。以后出征北伐，他们同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从1926年夏天离开广州，到1927年8月从九江赶往南昌参加八一起义，郭、李二人时常一起行动。
郭沫若到日本后的头几年，经常通过李一氓帮他买书、寄书，和出版社打交道。《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这三部专著，就是经李一氓之手联系出版的。1932年，李一氓调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情况紧急，走得匆忙，郭沫若失去了党组织的联系人。
和郭沫若保持着通信联系的，还有一位当年太阳社的骨干阿英，1930年春在上海筹备成立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阿英晚年病重时回忆说，他曾给郭沫若写过信，把筹备左联的事简单告诉过他，郭沫若回信表示支持。然而，阿英和李一氓日后都没有提到过郭沫若的这次捐款，《跨着东海》成为孤证。
左联自成立以来，始终处在复杂艰险的环境中，盟员们随时可能遇到危险，被通缉、拘捕，甚至杀害。同左联经历过的风雨相比，捐版税这件事的确不大，也不会有很多人经手。现在想起来，只能无奈那时自己完全没有多了解父亲生平的意识，在听到父亲提到这件事后，没有接着问问具体细节，比如为什么决定捐《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的版税，托付谁办的，等等。
歌德的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以下简称《维特》），被公认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以高昂的激情和鲜明的反封建意识，推动了德国新文学的发展。而郭沫若的这个译本，自从1922年面世，多年来总有两三家出版社交替着再版，确实影响了中国一代文学青年。1930年前后，出版《维特》的出版社有两家：上海泰东图书局和联合出版社。此前，创造社出版部也出过这本书，不过左联成立时，创造社出版部已被查封多的时间了。
查看泰东与联合这两家出版社1930年前后《维特》的再版信息，有没有亡羊补牢的机会呢？先看泰东图书局，它是最早推出《维特》的，1922年印行初版本，1927年11月印行重排订正本。重排本校正了初译的疏漏和初版本的手民之误，版次仍然累计。1929年至1930年间再版过4次：
第12版，1929年4月10日印行，印数12001—17000册（计5000册）；
第13版，未见版权页（推测时间在1929年下半年，印数2000）；
第14版，1930年4月印行，印数19001—22000册（计3000册）；
第15版，1930年8月印行，未见版权页。
再看上海联合书店，1929年再版情况不详，1930年再版过两次：
第7版，1930年5月1日印行，印数9001—11000册（计2000册）；
第8版，1930年8月1日印行，印数11001—13000册（计2000册）。
对照左联的成立时间——1930年3月，所捐版税可能性最大的，当数泰东图书局4月份的第14版。假如这个分析没错的话，那么经办人，应该正是左联的第一任党团书记阿英。阿英在1928年就和泰东有过合作，他的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家》，还有《一条鞭痕》《荒土》等许多作品都是泰东出版的。相比而言，上海联合书店第7版的可能性偏小，一则代郭沫若同这家出版社打交道的李一氓，不是左联筹备工作的负责人，而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发起人；二则联合书店这一版的出版时间是1930年5月，比左联的成立更晚了些时候。
创造社被查封之前，郭沫若可以定期通过内山完造得到创造社出版部转来的一些补贴。创造社被查封后，补贴没有了，一家人的开销全靠现写现卖的稿费支撑，家里的经济状况自然不宽裕。他在撰写古文字研究著述时，毛笔常用到笔锋写秃了还舍不得换一支新笔。到学校开学前夕，为了孩子们的学费，又免不了要向出版商预支稿酬。通过这些生活细节，不难掂量出郭沫若手里那支笔要负担的压力。
泰东第14版《维特》印数3000，定价不高，甲种本6角，乙种本4角。算下来，这笔版税不是很大一笔钱。和父亲有过交往的人们常说，郭沫若是个慷慨豪爽的人，能喝酒，海量，生活上丰简随意，和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用《聂嫈》的演出收入救助过受伤的工友，此后做过许许多多类似的事，从不挂在嘴边，为什么这件“小小的往事”，直到晚年还没忘记呢？
左联成立前夕，郭沫若投寄给阿英、蒋光慈主编的刊物《拓荒者》一首诗《我们的文化》，读了其中的诗句，使我对父亲捐版税的决定多了些理解。诗里写道：
我们要高举起我们的火把烧毁这目前被毒蛇猛兽盘踞着的山林。
担负着创造世界的未来的人们，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我们同声的高呼：我们要创造一个世界的文化，我们要创造一个文化的世界！
这笔为数不多的版税，诚然会给左联一点点实在的支援，但想来它的意义并不限于此。当一个人不能置身在革命队伍中，被禁足在国门之外独处困境的时候，这份芹献不仅包含了对左联这支队伍团结、壮大，乃至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开拓新局面的冀望，也包含了对在白色恐怖下初心不改的战友们的敬意。
二、东京分盟与《豕蹄》及其献诗
1934年春，左联东京分盟秘密成立。郭沫若并不是东京分盟的成员，但他非常重视东京左联分盟的活动，和左联东京分盟的成员们建立了频繁的往来，在致力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同时，为《东流》《杂文》《质文》等左联东京分盟的刊物频频撰稿，围绕文艺大众化、民族主义文学、国防文学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中肯的见解。
中国的新文化建设迫切需要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与思考，是郭沫若与东京分盟主要成员的共识。在郭沫若的影响下，1936年秋，质文社出版了含有10部作品的“文艺理论丛书”。“丛书”第一种，即郭沫若对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第五部分的翻译，题为《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后改译为《艺术的真实》）。翻译之初，分盟的年轻人曾建议使用日本《理论季刊》登载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艺术论体系》为底本。经过版本比较，郭沫若决定直接采用德文本进行翻译，既带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翻译、介绍、研究，也更正了日译本中的错误。
同分盟的青年朋友的交往，使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也活跃了起来，如同火盆里的木炭被轻轻拨动，那些看似睡眠状态的炭块立刻变亮了，跳跃出闪闪火星。1935年6月3日，杂文社的人来访问他，请他为7月份即将出版的《杂文》第2号赶写一篇文章，希望立等可取。于是郭沫若请年轻朋友稍事等候，立即动笔写出一篇《孔夫子吃饭》交给他们。故事源自《吕氏春秋》，写被围困在陈蔡之间，断炊七日的孔子，在颜回讨粮、煮饭过程中竟然心生猜疑，那窘态暴露了这位圣贤自私虚伪的一面。小说所针对的是国民党当局在全国推行的尊孔复古之风，将孔子神化，以达到现实的政治目的，讽刺了“一些领袖意识旺盛的人”。
魏猛克为《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楚霸王自杀》《司马迁发愤》创作的插图
接着，郭沫若为《杂文》月刊第3号写了《孟夫子出妻》。故事源自《荀子·解蔽篇》中“孟子恶败而出妻”这句话。说读了《荀子》的原文自可明了，败，是败坏身体的败，不是妻有败德之意。孟子是禁欲主义者，他自命为“孔门的嫡传”，立志要成为圣贤，要效仿孔子出妻。可是不管他怎样涵养自己的“浩然之气”，故作矜持，只要妻子在身边，“便一身都充满着燥气”，陷入想兼得女色与圣贤的矛盾之中。反倒是孟妻决定成全孟子，使孟子发觉，妻子“比孔夫子还要伟大”，“与其去远师孔子，我应该近法我的夫人”。郭沫若称赞这位无名无姓的做了牺牲的女性，“不亚于孟子的母亲，且不亚于孟子自己。”
郭沫若的第三篇历史小说《秦始皇将死》写好时，《杂文》社已被迫改名，按郭沫若的提议，杂志更名为《质文》。小说刊登在《质文》第4号，讲述的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客死在返回咸阳途中的故事。写始皇帝临终时后悔自己干了焚书坑儒这两件蠢事，“赢得一个千秋万岁的骂名”，感慨说：“我想来统一思想，想使天下的人都对我心悦诚服，其实我真是一个大傻瓜。思想哪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明眼人一看便知对秦始皇的这番勾画是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讥讽。
郭沫若随后又为《质文》杂志写了《楚霸王自杀》；为《东流》杂志写了《贾长沙痛哭》。在接连完成的几篇历史题材小说中，最让人动情的是《司马迁发愤》，发表于上海《文学界》1936年6月5日的创刊号上，杂志由曾经担任过上海左联党团书记的戴平万主编。郭沫若依托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借古抒怀，痛斥了不学无术的权威，对趋炎附势、朝三暮四的卑鄙人性，极尽嬉笑怒骂。小说中的司马迁独白说：“有权势的人能够在我的肉体上施以腐刑，他不能够腐化我的精神上的产品。我要和有权势的人对抗，看我们的生命那个更长，我们的权威那个更大，我们对于天下后世的人那个更有功德。有些趋炎附热的糊涂蛋在蔑视我们做文学的人，我要把我们做文学者的权威提示出来给他们看。我的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血，都凝集在了这儿。”“我的肉体随时可以死，随时可以被人寸断，但我敢相信我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这不正是作者在日本著书立说时的所思所想吗？
作者把这六篇文章收入历史小说与自叙传的合集，取名《豕蹄》。集子在1936年10月由上海不二书店初版时，采用了《质文》社负责人魏猛克画的插图。封面上的作者像，也用了简约的漫画手法，画像右下角有画家的签名，我认不出，是否也是魏猛克的作品呢？希望有人给以指点。
《豕蹄》初版本的封面，据部沫若纪念馆馆藏图书
书名《豕蹄》，是“史题”的谐音。六篇历史题材的小说，被郭沫若称为“半打豕蹄”。《豕蹄》开卷，一首十四行的《献诗 ——给C.F.——》写道：
这半打豕蹄
献给一匹蚂蚁。
在好些勇士
正热心地
呐喊而又摇旗，
把他们自己
塑成为雪罗汉的
春季。
那匹蚂蚁，
和着一大群蚂蚁，
在绵邈的沙漠
无声无息
砌叠
Aipotu。
诗是写给他日夜系念的朋友成仿吾的，C.F.即成仿吾姓名英文拼写的字头。诗的最后一句“Aipotu”，是英文乌托邦Utopia的倒写，暗喻着他们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主义并非是空想。蚂蚁，昆虫世界里最有纪律，最富有牺牲精神的物种。当溪流阻断了道路时，走在前面的蚂蚁会毫不犹疑地沉入水中，让后面的蚂蚁沿着不计其数的蚁骸搭建起的桥，继续前行。郭沫若不止一次地为蚂蚁的这种牺牲自我的本能所叹服。
东京分盟中绝大多数盟员是二十岁上下的进步青年，尚未加入任何党派。已经加入中共的盟员，如任白戈、蒲风，只是少数，党员身份并不公开。大家对于郭沫若，无论是学术造诣、艺术才华、社会阅历，还是思想理论水平，都充满敬意，或者有人推测郭沫若有中共色彩，并不等于他们可以同郭沫若建立党的关系。无法同党组织取得直接联系的处境，使郭沫若向往着能成为一匹行进在集体行列中的蚂蚁，在西北的沙漠边际，把理想构筑成现实。他借《豕蹄》献诗传递出的真情，党内的同志自然是读得懂的。
1936年12月郁达夫来访，带来成仿吾到达陕北以后继续跟随红军东渡黄河的消息，再度勾起郭沫若对军旗的憧憬，对成仿吾的牵挂，惦念着西北的冰雪严冬会不会加重仿吾的关节炎和鼻炎……郭沫若把《豕蹄》开卷的十四行献诗加以扩展，写得更加坦诚，标题改为《怀C.F.》。让我们来读其中的一节：
C. F. !
八年来我是一刻也不曾忘记过你。
我虽然和你隔离，
我虽然受着重重的束缚，累赘，
让我这菲薄的蚁翅
一时总飞升不起，
但我的想念不曾一刻离开过你，
不曾一刻离开过那千山万水地，千辛万苦地，
为着理想的Aipotu之建立
向砂漠中突进着的军旗。
我自己未能成为蚁桥中的一片砖，
我是怎样地焦愤，自惭，
我相信你是能够同感。
他又给李一氓写了一封信，写道：“我就骨化成灰，肉化成泥，都不会屈挠我的志气。”在当时的形势下，给李一氓的信和为成仿吾重写的《怀C.F.》，无法带回国内。不管托付任何人，万一发生意外，受托者都会因此落入险境。郭沫若把它们夹藏在书稿里，成为心中的默念。
20世纪50年代，这两份铭刻着赤子情怀的手迹终于随着郭沫若的书稿，从日本辗转取回，如今成为郭沫若纪念馆的珍藏。（未完待续）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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